《經濟學人》（The Economist）一篇有趣的文章〈One weird trick to solve the affordability crisis ─ If voters dislike big numbers, there is a purely nominal fix〉（解決住房負擔能力危機的一個奇特方法，如果選民不喜歡大數字，可以採取純粹名義上的解決方案）（註1）

    在美國，物價向來不只是物價，而是一種全民情緒指標。百年前的家庭主婦會為36.5美分一打的雞蛋集體抗議；1970年代的家庭則為每磅牛肉突破1美元而走上街頭；如今，抱怨物價的舞台移到 TikTok，輪番登場的則是13美元的漢堡、12美元的墨西哥捲餅與5美元的雞蛋。形式不同，情緒雷同：不滿總是比通膨指數要火熱得多。

    政客當然不會放過這種情緒。刺激支票、凍結租金、延長房貸年限、公共雜貨店……政策的創意橫跨了左派到右派，但共同點是：沒一項能改變一個尷尬的事實─從實際購買力來看，物價並沒有想像中的可怕。

    在疫情後的高通膨陣痛過後，食品價格年增率維持在2.5%，租金在3.5%以下；非管理人員薪資自2019年以來的增幅甚至超過食品與住房成本。以實質衡量，許多家庭反而比疫情前能買到更多東西。某種程度上，大家的不滿，與其說是荷包受傷，不如說是視覺受到刺激。

 

名目價格的貨幣幻覺

    這便牽涉到一個古老的心理現象─貨幣幻覺（money illusion）。從20世紀的經濟學家歐文·費雪，到後來的行為科學研究，都反覆指出：我們比起真實購買力，更在意標籤上的數字。人們抗拒的是4,000美元的房租，而不是「房租占所得比」；同理，人們比起真實薪資、通膨調整後的消費能力，更敏感的是「15美元的午餐」。這或許能解釋一個怪現象：即使消費條件逐步改善，美國的消費者信心仍接近歷史低點。未必因為生活變差，而是數字變大，而大數字總是令人不安。

    既然如此，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些國家在危機時選擇了另一條道路：不是改變現實，而是改變「數字本身」。1960 年的法國砍掉貨幣的兩個零；墨西哥1993年把1000舊比索變成 1 新比索；波蘭1995年則把1新幣值定為1萬舊幣。這些改革並沒有讓生活變便宜，但確實讓價格重新變得「看起來合理」。

    貨幣單位的更動本質上是一場心理工程。真正穩定經濟的是財政紀律，但能穩定民心的，往往是漂亮的標價。畢竟，物價不會因為位移小數點而改變，但人對數字的感受，卻可以因此完全不同。

 

這麼說來，美國是否也能考慮進行「心理重置」？

    畢竟，對於許多家庭而言，真正刺眼的並不是生活成本，而是那張寫著 4000美元的租金帳單。再過幾十年，當這個數字變成8000、甚至16000美元時，即使薪資跟著成長，心理衝擊也大到足以引發新一輪的物價恐慌。

   若是將美元重新定義，讓價格表面上恢復到「看得順眼」的水準——例如把零去掉一個，4,000美元就能變成400美元——民眾未必會更有錢，但肯定會更好受。這當然不是對通膨的解藥，但在一個「情緒經濟學」越來越重要的年代，也許是一種值得重新考慮的工具。

    在物價永遠走高而民意永遠不滿的循環之中，有時候解決方案不在於讓現實變便宜，而在於讓現實看起來不那麼昂貴。而政治的世界裡，這兩者往往同樣重要。

 

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═

註1 〈One weird trick to solve the affordability crisis If voters dislike big numbers, there is a purely nominal fix〉（解決住房負擔能力危機的一個奇特方法如果選民不喜歡大數字，可以採取純粹名義上的解決方案），《經濟學人》（The Economist），2025年11月27日。全文詳：https://reurl.cc/Ebg6bk